鄒縣紀王城出土秦始皇陶詔量銘闕文新解

傳世陶器銘文，其在燒製前以模記打印於溼泥之上者，習稱“印款”,字跡刻入者則稱作“刻款”。所謂秦始皇陶詔量銘文，即趙正在始皇二十六年併吞六國之初頒佈詔書，統一度量衡，製作陶量者將此事標記於陶量之上。

據云存世全本印款詔量銘文共有四件，俱出自山東鄒縣紀王城，乃古邾城亦即秦漢騶縣舊地（周進集藏《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》卷首附李零《齊、燕、邾、滕陶文的分類與題銘格式——〈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〉介紹》）。檢讀王恩田《陶文圖錄》卷六，所收全本印款秦始皇陶詔量銘文正是四種（編號6-339、6-341、6-343、6-344），似已囊括所有存留於世的遺物。不過《陶文圖錄》還另收有一件印款詔量銘文（編號6-345），文字雖略有殘闕，也還算大體完整。

在這四種全本印款秦始皇陶詔量銘文當中，今藏山東省博物館的一件，狀況如下：

山東省博物館藏

全本秦始皇

陶詔量銘文

（據周進集藏《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》）

由上圖可見，這種銘文，是通過一個個四字方形印模，前後銜接，將秦始皇頒詔事打印在陶量的外壁之上。（附案王恩田《陶文圖錄》卷六所收同一陶詔量銘文的拓片〔編號6-343〕略勝於此《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》印本）。

然而，就是在這種打印的陶量銘文中，我們又看到了被人去掉“皇帝”二字的情況。《陶文圖錄》著錄的另外三種全本就都是這樣：

磨去“皇帝”二字的

秦始皇陶詔量銘文

（據王恩田著《陶文圖錄》）

還有那件文字雖略有殘闕卻近於全本的詔量銘文（即編號6-345）也是這樣。當然，還有一些零碎的殘片：

磨去“皇帝”二字的

秦始皇陶詔量

銘文殘片

（據王恩田著《陶文圖錄》）

兩相比較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銘文中前後兩處“皇帝”都一定是刻意除去的，而不會是無意間造成的缺損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們在一些陶詔量殘片中，可以看到在磨去“皇帝”二字之後又有重新補刻上這兩個字的情況：

補刻“皇帝”二字的

秦始皇陶詔量

銘文殘片

（據周進集藏《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》）

儘管與原來鈐蓋的銘文差別明顯，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出，補刻者態度端謹，新填字跡相當工整，絕非好事者戲爲。

那麼，爲什麼會出現如此奇特的情況呢？

首先需要說明的是，山東的考古學家王恩田先生告訴我們，這“皇帝”二字是以印模打印到陶量壁上以後在燒製之前纔被剷掉的（見《陶文圖錄》卷首王氏自序）。這一點對我們認識這一情況的產生原因具有重要意義，下文再予論說。

關於去除“皇帝”二字的時間和緣由，王恩田先生判斷說：

在秦王朝統治時期不可能出現這種現象。衹有在陳勝、吳廣揭竿起義後，“皇帝”被拉下馬的情況下，纔有可能。

因而，

這類陶文顯然是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物證。賈人不明於此，在被鏟掉的空白處又補刻上“皇帝”二字，這樣一來反而降低了其學術價值，真所謂弄巧成拙，多此一舉了。（見《陶文圖錄》卷首王氏自序）

王氏所說，要點有二：（1）去除“皇帝”二字，衹能發生於秦王朝控制區域之外，即在反秦義軍管下纔會出現這種現象。（2）補刻“皇帝”二字，乃是後世古董商販出於無知而“仿真”作假。

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王獻唐書畫題跋輯存》一書當中，載有一篇王獻唐先生寫於1948年4月的跋文，題作《跋秦詔瓦量拓本》（今此《王獻唐書畫題跋輯存》改題爲《石谷風〈秦詔陶量集存〉序》）。在這篇跋文中，王氏早就對秦陶詔量銘文去掉“皇帝”二字的情況做有解說：

傳世殘量，凡無磨滅及重刻形跡，當爲秦代所造；其無“皇帝”字樣者，蓋在秦亡楚漢相爭之際。彼時子嬰被殺，天下無皇帝，故造量者仍以舊印鈐之，將此二字磨滅。

讀此可知，王恩田的看法顯然與之一脈相承，雖然文字表述形式略殊，卻沒有什麼實質性差異。

但在何以又會補刻“皇帝”二字這一點上，王獻唐先生卻有自己獨到的解說：

高帝元年春正月項羽尊懷王爲義帝，二年冬十月弒之，時期雖短，懷王封羽爲魯公，鄒縣一帶屬之。既尊以是號，造量者以爲又有皇帝矣，乃將磨滅之處復刻其字，亦有未及刻者。……高帝五年羽死，楚地悉定，獨魯不下，漢王使持羽頭示其父兄，乃降。知鄒魯一方之附羽，羽尊懷王爲帝，亦必隨而尊之，重刻其字矣。是歲漢王即皇帝位，天下已更，……悉除去秦法之言，造量者不再鈐秦詔。

這是把補鐫“皇帝”名號之事歸諸義帝時期。

總括以上論述，簡而言之，王獻唐先生總的認識是：

鈐詔者分兩期，一在秦，一在楚漢之際：無“皇帝”字樣者，類屬義帝未立以前；有而後刻者，在既立以後。要皆同一印模、同一製作也。印模既將“皇帝”二字磨去，羽弒義帝後亦或可用，因之此類瓦量容亦兼出是時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王氏以爲去除“皇帝”二字的方式，是直接剷平印模，因而打印到陶量上的詔書就空闕這兩個字。前面提到，王恩田先生是主張先打印上再剷除掉的。兩相比較，竊以爲還是王獻唐先生的說法要更爲合理可信。

不過這衹是一個技術環節，是我們進一步認識相關問題的前提條件，而仔細斟酌上述兩位王先生對秦詔量中“皇帝”二字闕而復補這一情況的認識，竊以爲他們兩人的說法恐怕都很難成立。

第一，既然在陳勝、吳廣輩揭竿而起之後，秦廷控制區以外的地方都已經不再奉其正朔，這自然也包括邾騶之地在內。那麼，何以當地製作陶量還會繼續打印秦始皇頒詔統一度量衡事？當時天下諸路英雄豪傑雖然各有圖謀，但在反秦暴政方面卻高度一致。趙正雖已然死去，可人們造反的直接對象是大秦帝國而不僅僅是它的皇帝，所以斷無衹滅除“皇帝”二字還打印始皇帝頒詔事銘文的道理；特別是文中“盡并兼天下諸侯”那句話，是反秦自立的各路英豪最爲憤恨的，怎麼還會特地打印出來以令民衆觀摩？連“皇帝”都除掉不要了，還印製其他那些銘文幹什麼？這實在是太反常了，違背基本的人情事理。道理就這麼簡單，而這卻是二王之說絕不可通的要害之處。

第二，“皇帝”一稱爲趙正所首創，其中的“帝”字乃“采上古‘帝’位號”而來（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），即“三皇五帝”之“帝”。項羽“尊懷王爲義帝”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，同樣緣自此義，即義帝並非“皇帝”。檢讀《史記》，也從未見有稱義帝爲“皇帝”的情況。這不是一個小問題，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項大關節，疏忽不得，大意不得，必須予以澄清。因爲項羽捨命反秦，其中一項重要目標，就是“皇帝”一統天下的體制，所以他纔分封十八諸侯。在這一前提之下，是不會再尊奉懷王爲“皇帝”的，因而也就不會如王獻唐先生所說，是在楚懷王被尊爲義帝期間重又在陶量上補刻“皇帝”二字。

第三，大家衹要瞄一眼陶量銘文中補刻的“皇帝”兩字就可以看出，這兩個字同陶量上在燒製前打印上的其它文字是具有明顯差別的；從古物鑑別的角度來講，亦可謂天差地別。試問拿這樣的東西，何以能夠矇騙買家？讀書做學問的專家可以這樣想，可從事贗造古董的商賈絕不會這麼笨，更不會這麼蠢。出來混，不容易。哪一行都會有個門檻，也都有職業的尊嚴。把字刻得稍微像一點兒也並沒有那麼難，做出這麼拙劣的活兒來，讓這行的手藝人拿出來矇人他也不會，太丟人了。所以，王恩田先生以爲古董商賈僞刻“皇帝”二字的說法也是說不通的。

基於上述三點認識，現在我們倒過來看秦陶詔量銘文中闕失“皇帝”二字的情況：補刻“皇帝”兩字，衹能發生在大秦朝廷控制之下，也就是還受“皇帝”統治的時候，應當是奉命而爲；由此向前推溯，造器者刻意剷除印模上的“皇帝”二字，當然也衹能發生在秦廷治下。

儘管沒有直接的記載，但揣摩相關記載，我們還是可以找到這一現象發生的緣由——這就是“始皇帝”的諡號性質問題。

“始皇帝”、“二世皇帝”這樣的稱謂，都屬於諡號性質的名號，這一點，我在《生死秦始皇》裏已做有解說；後來，又在《談談“始皇帝”的諡號性質》那篇講稿裏做了更爲深入的闡述（收入拙著《正史與小說》）。因此，在這裏就不再具體解釋了。

現在中國的文化界，從中學教科書開始，直到大學教科書和專家者流的研究性著述，通行的說法，都是趙正“自稱”始皇帝。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，就不易理解秦陶詔量上剷去“皇帝”二字的緣由了。

所謂諡號，其重要特徵之一，是在同一王朝之內，君主的諡號不會重復，即諡號具有特指性。鄭樵在《通志·諡略》裏稱“有諱則有諡”，即爲迴避已故君主的大名而需要用諡號來稱謂這位君主。由於同一朝代內各位君主之名不會重復，所以，諡號也不能重復。

“始皇帝”是諡號，特指趙正其人，可“皇帝”卻是一個通稱而不是專名。趙正是皇帝，繼位的胡亥同樣也是皇帝。趙正在世的時候，世人言語和行文，都用“皇帝”來稱呼他，當他死去之後，人們也用同樣的稱謂來指繼位的胡亥。

這本來沒有什麼，就像爹，兒子雖然一輩子都要管老子叫爹，可這並不妨礙他給自己的兒子當爹。爹就是爹，死去了的老子仍然是爹；皇帝也就是皇帝，死去的皇帝依舊還是皇帝。

可大家知道，胡亥的腦子，不是那麼靈光。要是腦子稍微靈光一些，他也就不會被趙高指鹿爲馬耍着玩兒了，也許我們真的就見到萬世皇帝來替我們當家作主了。

秦始皇在位時期，在世間廣泛留存的文字，不僅有所謂陶詔量銘文，更重要的是，還有東巡各地時留下的諸多刻石，諸如嶧山刻石、泰山刻石、琅邪刻石等等，而且關於統一度量衡的銘文，也不僅銘記於陶量之上，在很多銅製甚至鐵製度量衡器上也都帶有同樣的銘文。

始皇二十六年秦權上

的詔書銘文

（據容庚《秦金文錄》）

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如下一段記載，向我們展示了二世皇帝胡亥對待這些銘文的態度：

（二世皇帝元年）二世與趙高謀曰：“朕年少，初即位，黔首未集附。先帝巡行郡縣，以示彊，威服海内。今晏然不巡行，即見弱，毋以臣畜天下。”春，二世東行郡縣，李斯從。到碣石，並海南，至會稽，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，石旁著大臣從者名，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：

皇帝曰：“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。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，其於久遠也，如後嗣爲之者，不稱成功盛德。”丞相臣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：“臣請具刻詔書，刻石，因明白矣。臣昧死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遂至遼東而還。

也就是秦二世帶着李斯等人沿着秦始皇刻石舊地走了一大圈，在乃父所製銘文之後，附刻了“皇帝曰”至“可”這段文字。這也就是所謂“二世刻石”。在這些“二世刻石”中，今有琅邪刻石存世，取以相較，可知《秦始皇本紀》中的“刻石，因明白矣”應正作“金石刻，因明白矣”。

秦二世琅邪刻石

秦二世所說“不巡行即見弱，毋以臣畜天下”，實際上是用這種“巡行”的行爲來向天下昭告其權位的穩固性，是想用這種方式來威服天下，原因是其因以陰謀手段篡奪帝位而心存忐忑。也正因爲如此，他纔要在秦始皇刻石旁邊，添附自己的銘辭，以示他已躋身大位，成爲新的皇帝，同時也承續了先皇帝的凜凜威風。爲了在民衆中造成更爲普遍的威懾作用，秦二世時還在銅製度量衡器上刻製了同上述刻石類似的銘文：

元年，制詔丞相斯、去疾：“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，皆有刻辭焉。今襲號，而刻辭不稱始皇帝，其於久遠也，如後嗣爲之者，不稱成功盛德。刻此詔。”故刻左，使毋疑。（容庚《秦金文錄》）

至於“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（注意：“始皇帝”衹有像這樣在趙正死後纔會稱用），其於久遠也，如後嗣爲之者，不稱成功盛德”云云，不過是粉飾其真實用意的門面話，當不得真。

所謂二世元年詔版

（據容庚《秦金文錄》）

既然在銅質的度量衡器上已經見到了這樣的二世銘文，那麼，像陶量這樣的陶質度量衡器，對其既有銘文，理所當然地也要做出相應的處置。然而，到目前爲止，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遺物。

我想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就有足夠的理由推想，在秦始皇陶詔量銘文中空闕“皇帝”二字，應該是胡亥繼位後這次針對始皇銘文所採取的行動的一部分。

如上所述，胡亥的真實目的，是要昭告世人他纔是當下的真龍天子，他纔是世上獨一無二的“皇帝”。雖然對陶量上的銘文，也可以像銅質量器一樣刻上二世的詔書，可陶量製作量大，驟然之間，不易操作；而且瓦器易碎，需要不斷製作新品，不妨稍後再從容製作新的印模，統籌處理。於是，主管陶量製作的官員，就採取了一個臨時性的變通辦法，這就是鏟掉原來印模上的“皇帝”二字，以清除先皇帝的遮擋。——我想，這就是秦始皇陶詔量銘中這二字闕文產生的緣由。

孰知這樣一來，不僅原來的銘文已經無法通讀，還會給民衆帶來莫名其妙的困惑，而且對剛剛死去的老皇帝趙正也是大不敬的舉動。於是，便又重新補刻上“皇帝”二字。同樣由於操作起來實在麻煩，於是我們就看到有的陶量添補上了這兩個字，有些則還空闕待填。當然沒過多久，秦朝就滅亡了，從而也就遺存下來這樣一些闕字的陶量。

2022年9月2日草稿

2022年9月16日改定